《道德经诗译》读后感3800字（三）

《道德经诗译》读后感


据说，孔子和老子这两个中国古代圣人曾在一起交流思想，之后，孔子感慨地说，鱼能悠游于水中，鹰能翱翔于空中，既能潜游于水中，又能腾飞于高空的是龙。我所见到的老子，其学问、胸襟与智慧，犹如上天入地、无所不至、悠游自在的一条龙啊！ 

龙，在当时是至尊至贵的象征。在孔子的眼里，老子的人格、思想无疑是无与伦比、至为珍贵的。《道德经》就是体载老子思想的光辉著作。它主要有修身养性、立身处世、安邦治国三个方面的内容。几千年来，它给中华民族的强盛及个人的发展所带来的益处，是无法估量的。 

君王顺着老子安邦治国的思想而行，则天下太平，国运昌隆。中国历史上的汉初文景之治，唐朝贞观之治，就是明证。 

个人奋斗者依老子安身立命思想而行，则可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穷时独善其身，而不失壮志，达进兼济天下，亦不误良机，脚踏实地，由平凡走向伟大，由黑暗走向光明。古往今来，《道德经》令无数人越过困弱的路途，走上成功的大道。 

修道者顺着老子修身养性思想而行，可以正心、正法、正行，成就正果。《道德经》所载的修道之法，多为老子自身的体验，文字不多，但方法完整，从确立目标，到调心、调气，排除干扰，正确把握各种功境，最后完成与道-------绝对真理相合，都无所不及。正因为如此，《道德经》被称为道家第一经，尽管道家思想在几千年来不断丰富与发展，但老子的修身养性学说及其境界一直高山仰止，不可动摇。《道德经》的修身养性内容不仅成为人类修道的最好典范，而且是人类由平庸、卑微走向伟大、神圣的科学方法之一，是智慧之源，是安身立命、立身处世、安邦治国思想的源泉和基础。整理和弘扬它，不仅对修身养性，而且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在科学地审视宇宙、社会历史、自然万物的前提下重建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理想，将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可是，人们对《道德经》久违了。 

历史发展到今天，像老子当时所见到的情景：红尘滚滚，危机重重，厄难纷纷，生命欲望的无止境追求与物质资源的有限性构成尖锐的矛盾，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正在酿成灭顶之灾。世界嘈杂的声音讲述着祸福兴衰的故事，缤纷的色彩变幻着扑朔迷离的画面。成对世界，面对社会，面对人生，怎样追求才算合理？怎样的计谋才是完善？怎样的努力才能？怎样的选择才是正确？------- 而这一切，从《道德经》里都可以得到启迪，得到答案。 

《道德经》就是在 一背景下走向国际，走进现代社会。 

《道德经》在当今早已被视为文化瑰宝。日本大型企业运用《道德经》思想来进行管理，美国前总统布什能详知《道德经》里的治国学问，悠然吟诵“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德经》在国际上的地位可见一斑。 

现代历史日益需要《道德经》，人类日益需要《道德经》。今天，张南君把《道德经诗译》献诸于世，应当是一大幸事。 


老子和他的《道德经》的中国蒙尘久矣。 

在人类文明史上，古印度的释迦牟尼和中国的老子都曾怀着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以崇高的品格、坚韧不拔的精神，克服身心障碍，终于认识到宇宙万物与人生的生命无能运动、发展规律，找到一条脱离痛苦与黑暗，走向幸福与光明的大道。但是，由于他们自身的社会背景不同，两位圣哲在当时与后世的境遇相去甚远。处于重精神文化的古印度，释迦牟尼是高徒十名，罗汉五百，弟子三千，从者如潮，王公礼拜，万众供奉，语必众闻，言必成经。 

处于官本位文化氛围老子，却门庭冷落，孤身独行，“天下莫我知，莫我行”，尽管他为人们铺设一条修身养性、完善自我、立身处世、安邦治国的大道，却不被时代所认识、理解、接受，个人的生活成为悲剧，也成为那个历史的悲剧。整个春秋战国时期，除了令尹请他著《道德经》，庄子、孔子提到过他，韩非子为《道德经》作注，庄子在著作中中崇拜他，孔子的孙子孔思又积极学习他的思想，就再也找不出其他社会影响的痕迹。 

    老子的思想的伟大与正确，使他在以后的时代里，从帝王将相到在野隐士阶层，都得到了理解和认可，被公认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至上法宝，认真研究和运用。其中，晋朝的王弼对《道德经》版本的完善及唐太宗李世民亲自主持参与对《道德经》的研究与弘扬，贡献最大，可谓深得老子思想的精髓，保存了《道德经》的本初风格。面在此前后其他在野之人所著之注疏，如《老子想尔注》、《老子河上公章句》等也有所贡献，他们强调指出老子的思想是修身养性之道，这样就实际上形成了在朝的治国之道与在野的修道之道的争执。 

进入现代，由于对历史文化的淡泊面对哲学问题看得太紧，又有学者执著于老子哲学思想之争。这此论大有隔靴搔痒之嫌，因为老子所处的时代，人们并不重视哲学，只有一定哲学方法隐含其中，哲学不是“先天地生”的学问，它是人类认识世界的副产物。和老子差不多同时代的释迦牟尼，首先都不是哲学家而是洞悉宇宙万物、认识自然真理的圣贤。如果从哲学角度去解读他们，就本末倒置了。此外，修道是一种身心实践活动，古人既是修道所悟，我们如果不严格按人家的方法按人家的方法去“悟”，实际上就没有什么发言权。 

到了当代，随着学术研究成果的积淀、道学文化的复苏，对《道德经》的研究又有新的发展，哲学问题被淡忘，但朝、野两派的争执越来越大。代表传统在朝思想的，首推陈鼓应和任继愈二公。尤其是陈鼓应先生的关于老子思想的解注与评价方面最为丰富，大体上颇能服人。但无论从任何角度上看，各家都未能对修道内容有完全正确的解释。在野的隐士派虽然对这些内容的解释也颇能服人，但一般都把与修道无关的思想方法论、立身处世、安邦治国的内容硬说成是修道内容，让人更觉离谱。 

从整个历史看，《道德经》是当时的杂记体著作，内部虽有修身养性、辩证法、立身处世、安邦治国等方面的内容，但却是以时间前后顺序记录下来的，没按逻辑关系排布，故在整体上很难予以正确把握，它需要进行逻辑关系整理，各部内容应各归其位。但在整个春秋至秦汉时期，人们没有习惯去这样做。此后《道德经》受到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帝王的推崇，世人即使想得到，也不敢做。错过这些机会以后，即使是智慧超群的后学，也没法做。 


正如张南君所看到的一样，由于《道德经》未按逻辑关系排列，所以读起来就像走迷宫似的，整体上难以把握，字句上也就难免歧义丛生。有些重要字词，如在当时文化背景下常用其本义，其引申义也人人心领神会的“玄牝”等词，以及不大常用的合用短语“谷神”等等，自古以来就没有一次予以正确的注解，从而给好事之徒谬谈“玄学”有可乘之机。 

《道德经》又是那个时代的自由诗。从而蕴藉着“文约义丰”的独有文化特色。而在朝派僵硬的注释确实令人感到只做一半的工作，在野派也有尝试用诗来翻译。但那那些七言诗翻译出来更加僵硬，又让人感到还不如散文式的直译好。这样，《道德经》的诗译工作也成了一大历史遗留问题。 

正是在在在朝派在研究前行无路之际，在野派显得空前活跃，由于根本问题（逻辑关系）未予解决，在野派在修身养性方面确实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正确论据，但他们在其他方面都重蹈覆辙，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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