描写外公的作文： 我没有见过面的外公

摘要：　记不起是哪一年，我还小，一次在饭桌上吃饭，爷爷和爸爸照例喝着酒，不知怎么说起了外公，爷爷忽然泪流满面放声大哭，连声说：“好人，好人。”爸爸的眼圈也红了，只是没有哭出声。我被这个场面吓坏了惊呆了，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我弄不明白是怎样的人和怎样的事会让爷爷爸爸这样的悲伤，但当时的情景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以后的记忆里，让爷爷这样大放悲声的，除了朱自清和周恩来的去世，似乎别无他人……

　　我没有见过我的外公夏丏尊，他在我出生的前两年就得肺病去逝了。那时候抗战刚刚胜利，他那离别了八年的女儿刚刚跟着我的爷爷爸爸一家老小，从遥远的四川历尽千辛万苦回到上海，妈妈的肚子里怀着二哥大奎。外公终于见到了他朝思暮想的女儿和女婿，见到了他的挚友和亲家，我的爷爷叶圣陶。此后仅仅过了三个月，外公就带着无尽的忧国忧家的惆怅，离开了那个他不喜欢可又割舍不下的人世。

　　记不起是哪一年，我还小，一次在饭桌上吃饭，爷爷和爸爸照例喝着酒，不知怎么说起了外公，爷爷忽然泪流满面放声大哭，连声说：“好人，好人。”爸爸的眼圈也红了，只是没有哭出声。我被这个场面吓坏了惊呆了，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我弄不明白是怎样的人和怎样的事会让爷爷爸爸这样的悲伤，但当时的情景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在我以后的记忆里，让爷爷这样大放悲声的，除了朱自清和周恩来的去世，似乎别无他人。

　　我是从书里看到一个质朴，真诚，善良，刚强，悲天悯人忧国忧民的外公的。他在文化、教育、出版界辛勤工作的四十年，正是新中国诞生之前的最黑暗时期。他写作，他教书，他当编辑，他翻译外文图书，他终生都在为着心中那个美好，却又不知能否实现的理想世界而奋斗着，直到临死都没有放弃。也就是这样一位真诚执着的外公，凭着他的自学，凭着他对文学的热爱，凭着他要为人们和青年做点事的责任感做了许多文许多事，使他在中国文坛有着自己独立的位置。他写的《钢铁假山》，《白马湖的冬天》等散文，至今都会被选进中国现代散文精品集中。他和好友一起创办的，他着力最多，被他看作是亲生亲育亲手养大的《中学生》杂志，更是当时为数众多的饥渴彷徨中的中学青年蔼然可亲的朋友。而他流着泪翻译的小说《爱的教育》，更使千千万万的读者也流下了热泪，这本在当年就畅销的一版再版的书，至今仍有不少家出版社在出版，依然在感动着一代又一代有着孩子般纯洁善良的人们。

　　我还从别人嘴里听到过一些有关外公的故事，最为大家说起的，常常是那些在别人看来多少有些呆有些可笑而外公却执意要去作的事，比如，外公名铸，字勉旃，他为了避免当选他以为毫无意义的省议员，在选民册上把勉旃改为丏尊，好让写选票的人都把丏字写成丐字，变成废票；比如，他不顾一切地自荐去兼当那个吃力不讨好的，相当于如今的教务主任的舍监，一干就是七八年，只是为了抵抗当时轻视舍监的风气；又比如坐公共汽车，有的售票员收了钱不给票。在别人看来，只要让我下车，给不给票，钱进了谁的腰包，跟我有什么相关。这事要是让外公碰上就成了大事，他非得和售票员争得面红耳赤，要回他买的那张票不可。不是他不同情生活贫苦的售票员，只是觉得人不能这样做，钱不能这样挣。对于外公来说，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小时候初听时我不知道轻重，讲的人笑，我也笑，觉得这真是个倔犟憨直的老头儿。现在再回味，不知道为什么笑不出来了，有的只是肃然起敬，外公的可亲可爱正是在这些故事中了。

　　外公的天真有如赤子，外公的诚挚金石为开。他做人做文使他结交了许多和他志趣相投可以信赖的朋友，朱自清、马叙伦、丰子恺、鲁迅、王统照、茅盾、胡愈之------这些现在看来鼎鼎大名的人物，都是当时在文坛上与他一起向着黑暗势力冲杀的战友。在这些文化界的好友之中，有几位比外公年轻几岁的，把他看作兄长，有的把他看作老师。无论外公在他们的心目中各有着怎样的位置，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对外公的敬爱和尊重。在众多的朋友中，有三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多少有点与众不同。一位是在鲁迅著作中多次提到的内山完造先生，一位是如今被许多人看来颇带些传奇和神秘色彩的弘一法师，还有一位就是我的爷爷叶圣陶。

　　内山完造先生是日本人，1913年来到上海，1916年开了一家内山书店，在促进中日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不少贡献。外公在日本读过一年书，会说日语，他常到内山书店去买书，喝茶，会友，和内山夫妇成了亲密的朋友，内山先生的一本名为《活中国的姿态》（鲁迅作序）的中文译本《一个日本人的中国观》，就是外公给它在开明书店出版的。这两位老人友情的深浅，我没有资格妄加评论，可我从家中长辈的口中知道一些令我感动的事情。1943年12月，外公被日本宪兵司令部捉去，是内山先生多方奔走才营救出狱的。1944年底内山夫人病逝葬在上海。他请外公为他夫人和自己的合葬墓题写了碑文，外公在墓碑上写的是：“以书肆为津梁，期文化之交互，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吁嗟乎，如此夫妇。”1946年4月，外公病重，在他去世的前四五天，当时内山先生作为正在等候遣送回国的日本侨民，外出极不方便，他还是请了假来看外公，当时我的爸爸站在床旁，听不懂他们在说些什么，只是觉得气越来越短，一句话都要分成几截说的外公，见了内山先生一下子变得兴奋极了，话多极了，好像涌出来似的。23日夜间外公去世了。25日内山先生又请准了假前来吊唁，他低着头默念着，似乎在和外公述说些什么。解放后，作为日本人民的友好使者，内山先生一次又一次来到中国。1959年当他再次来到这片他眷恋的土地的时候突然生病去世，骨灰葬在了内山夫人的骨灰旁边。竟真的成全了外公为他写下的：“生为中华友，殁作华中土”的心愿。

　　妈妈对我们说，外公最好的朋友就是弘一法师。我想妈妈这话大概是不会错的。而这位在佛教界颇受人们尊敬的弘一法师把他和外公的友情看得有多重，这大概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他在向别人介绍外公的时候直言说：“我的出家大半由于这位夏居士的助缘。”外公听了这话一直为此深深地自责，悔不该硬留去意已定的李叔同在杭州教书，悔不该介绍有关断食的文章给他读，悔不该对他说“这样做居士究竟不彻底，索性做了和尚算了。”让我这个俗人想来，外公之所以这样自责，是觉得佛门虽然神圣，但是毕竟清苦。让自己的好朋友去过那样的清苦的日子，他于心不忍。可是弘一法师却从来不觉得什么苦，以为自己寻寻觅觅一生，终于在好友的帮助下找到了归宿，对外公始终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弘一法师出家后和外公成了两个世界的人，但是他们保持着密切的交往，就是在弘一闭关拒绝会客中止通信期间，外公也能和他保持书信来往，知道他的消息。以至弘一法师在圆寂的前两天就写好了辞世书信，从福州寄给远在上海的外公与他诀别。而他们之间的君子之交和心灵之交有着怎样的渊源，是人们无论如何也无法了解与企及的。

　　外公和我的爷爷叶圣陶相识于立达学院，以后又一起在开明书店共事。一个有着浙江人的率真倔犟，一个有着江苏人的温润坚强；一个是唯心的，一个是唯物的；一个对未来充满惆怅，一个对未来充满信心，两个性格和信仰虽然很不相同的人友谊却极好。我想这里面除了佛教里常提到的缘分外，还和他们彼此尊重，彼此欣赏，彼此信任，和他们都具有正义感和责任心分不开。在爸爸妈妈结婚的时候，外公曾经写过四首贺诗。诗的头一句写道：夏叶从来文字侣。这里的夏说的是外公自己，这里的叶说的是我的爷爷叶圣陶。外公的这句心里话说出了他和爷爷那种绝非一般的友情。外公的朋友虽然多，但是能称之为文字侣的恐怕只有爷爷。他们俩从《文心》开始，又合著了《文章讲话》和《阅读和写作》，合编了《开明国文讲义》《国文百八课》和《初中国文教本》，除此之外还一起编过杂志，写过许多文章，做过许多事情。其中《文心》要算是他们合作得最好的代表，且不说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在读者中引起了多大的反响，再版过多少回，至今依然吸引着众多读者，光说爷爷在五十年后重读《文心》，竟分不清哪几节是外公写的，哪几节是自己写的。这一点就会让你觉得，两位老人该有着怎样的相知和默契，才会有如此的天衣无缝的合作。外公去世后，许多亲朋好友作文纪念他，在我读到的那么多的悼文和纪念文章里，我觉得爷爷的那篇《答丏翁》写得最好。当时身在上海孤岛的外公，终于盼来了抗战的胜利，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让人民又一次陷入困苦之中，使他再次陷入了极度的悲哀和失望之中。爷爷在文章中说：“去看丏翁，临走的时候，他凄苦地朝我说了如下的话：‘胜利，到底啥人胜利――无从说起。’――听他这话的时候，我心里难过，没有回答他什么，现在，我想补赎我的过失，假定他死而有知，我朝他说几句话。我说；胜利，当然属于爱自由爱和平的人民。这不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不是一句喊烂了的口号，是事势所必然。人民要生活，要生活，要好好的生活，要物质上精神上都够得上标准的生活，非胜利不可。胜利不到手，非争取不可。争取复争取，最后胜利属于人民。究竟是何年何月固然不能断言，可是，知道他们不是真正的胜利者也就够了，悲愤之情不妨稍稍减轻，着力之处应该特别加重。你去世了，当然不劳你着力，请你永远休息吧。着力，有我们没有死的在。”爷爷的文章满怀着悲愤和力量，让人看了热泪横流又热血沸腾，恨不能即刻奋起，为亡者去砸烂那个旧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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