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禺剧作语言的场面描写和抒情性特点

周朴园 (冷冷地)30年的工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了。  

周朴园30年来都生活在那种虚伪感情之中，如今侍萍真的站在面前了，触犯了他真实的利益和尊严，陡然色变。一声“你来干什么?”便撕去了他的面纱。多么普通的五个字，而此时此刻却表现了他的冷酷无情。鲁侍萍的回答，饱含着她30年来所尝的人生屈辱和痛苦，血泪和仇恨，每个字都是从心窝里迸发出来的，是强烈而深沉的控诉。《雷雨》的语言艺术创造，标志着中国话剧艺术的成熟。 读《雷雨》的剧本，我们可以看到“序幕”和“尾声”，它们从《雷雨》首演之日起就没搬上过舞台，而它表明，对于《雷雨》“太像戏”之不足，曹禺在戏剧结构和风格上都在自觉地弥补。序幕、尾声发生在“雷雨”故事10年之后，从两个小孩的视角来呈现，周朴园已经将房子卖给教会医院。腊月三十，下雪，周朴园来看望已经疯了的蘩漪和侍萍。在冬天与夏天、冷与热、雪与雨的对照中，曹禺希望为观众制作欣赏的距离，不要让戏剧在高度紧张中戛然而止，“要流荡在人们中间还有诗样的情怀”，“导引观众的情绪入于更宽阔的沉思的海”。  

二 《日出》的题记令人印象深刻：“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这句话已经决定了《日出》与社会现实的密切关系。 《日出》以30年代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为背景，选取舞女陈白露华丽的客厅和三等妓院“宝和下处”这两个特定地点，以陈白露的活动为中心，展示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鬼”与人的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画面。 学生出身的交际花陈白露，住在大旅馆里，靠银行家潘月亭的供养过着夜生活。童年和学生时代的好友方达生闻知她堕落了，从家乡跑来“感化”她，让她跟自己结婚并随自己回去。但对社会和恋爱家庭生活都已失望的陈白露拒绝了他。此时同楼的孤女“小东西”为了逃避蹂躏闯到她的房间，她虽全力救助，但“小东西”终于还是被黑帮头子金八手下的人卖到妓院里，不堪凌辱而死。潘月亭也被金八挤垮，银行倒闭。陈白露慑于黑暗的浓重，看不见出路，黯然自杀。方达生则表示要与黑暗势力抗争，迎着日出而去。 曹禺在《日出·跋》中说：“写完《雷雨》，渐渐生出一种对于《雷雨》的厌倦。我很讨厌它的结构，我觉出有些太像戏了……于是在我写《日出》的时候，我决心舍弃《雷雨》中所用的结构，不再集中于几个人身上。我想用片段的方法写起《日出》，用多少人生的零碎来阐明一个观念。如若中间有一点我们所谓的‘结构’，那‘结构’的联系正是那个基本观念，即第一段引文内‘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所谓‘结构的统一’也就藏在这一句话里。《日出》希望献与观众的应是一个鲜血滴滴的印象，深深刻在人心里也应为这‘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形态。” 作家为表达“损不足以奉有余的社会”这个主题，在作品的形象体系中写了三个方面的人物：(一)群鬼——剥削压迫者潘月亭、张乔治和未出场的黑暗势力总代表金八等；(二)小东西、翠喜等一群妓女，小职员黄省三、李石清；(三)陈白露与方达生两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共同完成这个社会悲剧的主题——对人剥削人的旧制度的控诉。 人物形象的刻画，仍是《日出》最成功之点。对于陈白露和李石清，作者主要是写他们性格的复杂性、内心的激烈冲突和他们被窒息被毒化的心灵历程。而对胡四、顾八奶奶、张乔治、福生等形象的刻画，则是着眼于他们性格的主要特点，用夸张、重复、强调的手法，使它更突出、更鲜明，如：胡四的“贱”、顾八的“俗”、张乔治的“洋奴相”。翠喜的刻画体现了作者主观的感情与客体描写高度有机的融合。他写出了一个老妓女的职业特点、生活习惯、人生哲学和感情表达的方式，没有人为地美化她，但却写出了与粗俗的外表形成对比的“一颗金子的心”，使这个悲剧形象具有强烈的震撼力。 特别是李石清，作为善与恶混合而成的悲剧角色。再没有比他更为典型的了。他爱他的妻子儿女，也恨这个人妖颠倒、人人相食的社会，他丢掉一家老小，连儿子的病也不顾了，拼了生命向着金钱的宝座攀登。这种发财欲望使他失去了人类的同情。面对黄省三的悲惨遭遇，他侮辱他耻笑他，他叫他去偷去抢，甚至教他去自杀。他心里恨着有钱的人，但是又恨自己为什么没有一个有钱的父亲。他骂潘月亭，骂陈白露，骂胡四，可是他又不要脸的巴结他们。明知前景十分悲观，而他仍然企图摆脱黄省三那样凄惨的命运，不惜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生的欲望，死的恐惧，社会仇恨和飞黄腾达的野心，把他推上了一条流氓式的欺诈报复之路。一旦社会把人逼到死亡的边缘，人的抗争就只好采取野兽的方式，用尖牙利齿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最后自己也落得遍体麟伤。请看潘月亭与李石清的一段对话： 

潘月亭 (点起雪茄)好，我不陪了，你以后没事可以常到这儿来玩玩，以后你爱称呼我什么就称呼我什么，你叫我月亭也可以；称兄道弟，跟我“你呀我呀”地说话也可以；现在我们是平等了!再见。(由左门下) 
李石清 (愤怒使得他麻木了)好!好!(手中紧握着钞票，恨恨地低声)二十块!(更低声)二十块钱。(咬牙切齿)我要宰了你呀!我为着你这点债，我连家都忘了，孩子的病我都没有理，我花费自己的薪水来做排场，打听消息。现在你成了功，赚了钱，忽然地不要我了。(狞笑)不要我了。你把我当成贼看，你当面骂了我，侮辱我，瞧不起我!(刺着他的痛处，高声)啊，你瞧不起我!(捶着自己的胸)瞧不起我李石清，你这一招简直把我当作混蛋给耍了。(嘲弄自己，尖锐地笑起来)我是“自作聪明”!我是“不学无术”!我是“坏蛋”!我是“三等货”!(怪笑)可是你以为我就这样跟你了啦!你以为我怕你，——哼(眼睛闪着愤恨的火)今天我要宰了你，宰了你们这帮东西，我一个也不饶，一个也不饶你们的。  

李石清有十分复杂的内心世界，但作家处理得干净利落，轮廓分明。李石清坚定是因为他贫穷，自尊是因为他屈辱，他不择手段，良心泯灭，是因为他无路可走。李石清是一个半人半鬼的两面神，他有忍辱负重，令人同情的一面，也有奸诈无行，让人嫌恶的一面。这是社会扭曲人性的又一种情态。  

三 《北京人》一改曹禺以往作品郁热、压抑的调子，呈现出秋阳般温暖、从容、澄澈而略带忧伤的气质。 《北京人》主要描写一个旧中国典型的封建大家庭如何从过去“家运旺盛”的时代，逐步走向衰落以至于彻底崩溃的过程。围绕这一主要线索，作者安排了封建家庭内部的和外部的互相交织着的矛盾纠葛。在内部，作者着重地刻画了曾家祖孙三代人之间的矛盾冲突。其中特别以曾皓漆棺材，卖棺材；曾文清、曾思懿和愫方，以及后一辈的曾霆和瑞贞在婚姻恋爱问题上的纠葛作为中心，回环交错地揭示出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及其必然崩溃的死亡命运；在外部，一方面通过曾皓和暴发户杜家互相争夺棺材所展开的矛盾冲突，象征着它们垂死前的挣扎。另一方面作者用对比衬托的方法，描写了人类学者袁任敢、袁园父女在思想上和行动上与曾皓一家的对立矛盾，并且借着袁任敢的话歌颂了“北京人”的时代：“没有礼教来拘束，没有文明来捆绑，没有虚伪，没有欺诈，没有危险，没有陷害……没有现在这么多人吃人的礼教同文明，而他们是非常快活的”。 曹禺塑造了三代“北京人”：象征原始生活活力的远古北京人，代表五四新文化的人类学家袁任敢和他的女儿袁圆，夹在二者之间是只剩下“生命空壳”的曾氏父子。 曹禺说：“《北京人》可能是喜剧，不是悲剧。里面有些人物也是喜剧的。应该让观众老笑。在生活里，老子死子，是悲剧；但如果处理成为舞台上的喜剧的话，台上在哭老子，观众也是会笑的。”《北京人》是很容易被人误认为悲剧。一般说来，人们对现实的悲剧感受比较容易，而喜剧性却潜藏在现实深处；《北京人》正是把隐蔽于悲剧现象后面的喜剧性发现出来了。 《北京人》展现的戏剧环境是一个典型的喜剧环境。在这个典型的环境中，显示出作家把握了整个旧制度必然崩溃的性质，而且十分令人信服地揭示出：它不但意味新的生活和制度应当取代它，而且这新的世界正冲破黎明前的黑暗诞生出来。 剧中为愫方说媒这场戏写得曲折迂回，错综复杂，紧张尖锐，很有特色。曾皓的卑劣自私；曾思懿的险毒泼辣；曾文清的软弱妥协；愫方的感伤抑郁；以及江泰的穷愁潦倒，满腹牢骚；在作者笔下都被塑造得异常鲜明生动，血肉丰满，形神毕肖，呼之欲出。 这场各人怀着不同机谋、隐衷的“说嫁”，是思懿当着曾皓、江泰的面把愫方的婚事提出来的，颇显示了她的阴险和诡诈，但表面又是那么关心愫方，尊重公公。她要一箭双雕：既达到撵走愫方的目的，又打击了曾皓，撤掉他的“拐杖”。在众人面前，思懿这一着很厉害，非逼着曾皓表态不可。曾皓老奸巨滑，他深知大奶奶的厉害，他很怕她。但如今，他再没有昔日那种号令的威严，采取强硬态度是行不通的。于是他就利用愫方的善良，坚持让愫方自己考虑决定。这样既不失其家长的尊严，又堵住思懿的嘴，暗中给思懿以狠狠还击。而江泰是一片好心。他看不惯曾皓，也恨思懿。他造成愫方出嫁，是要抱打不平。因此，他敢于直说，毫无顾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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