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人才的作文素材

布鲁金斯学会得知这一消息，把刻有“最伟大推销员”的这一只金靴子赠予了他。因为这个人从不因有人说某一目标不能实现而放弃；从不因某件事情难以办到而失去自信。 

  

保护人才 

【出国留学生半数赴美】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国家。据统计，1978年以来，中国出国留学人员已达38万，其中赴美留学人员达到18.9万人，截止2001年，正在美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达到7.8万人。 
                 （《广州日报》2月26日） 

【保护人才需制度】要真正做到重视人才、爱护人才，更重要的是建立适合人才发挥才华的机制，创造能够让专门人才心情舒畅顺利工作的环境。 

【留学生归国创业的困扰——能否少一些“中国逻辑”多一些国际规范】金锡萱是微生物和农产品后管理专家，在美国呆了18年，回国后在成都创业园开发无毒、无公害农药和农产品保鲜膜（剂）。产品在美国很有竞争力，在国内却难以推广，也竞争不过有毒、有公害的农药。 
他说，我们的竞争对手，是庞大的农业管理系统。他们既是政策的制定人，又是政策的执行人；他们有的即使市场农药的制造者，又是农药的销售者。他们不遵守“游戏”规则，我们很难竞争。 
他谈到更令人伤透脑筋的是一些顾客的信用太差，没有商业道德。他们一是要货，二是让你先发货再给钱。发货后他们就欠你的钱。这种事在美国是遇不到的，我们的市场环境太差了。 

【人才果真“高消费”？】人才“高消费”，例子可以一拾一大把：企业招文学硕士当迎宾小姐，殡仪馆聘大学副教授当领班，银行安排学自然科学的研究生站柜台，环卫所让化学系本科毕业生看厕所……在人才稀缺的内蒙古，留美生态学博士白捷回国已整整一年了，却找不到一家接收单位。 
河南省民权县人民法院自1995年以来，相继将15名既不具备大专学历也不是法律类院校毕业的学生调入了法院，且仅有三四人正常上班，其余人多年不上班却工资照领如今国家对大中专毕业生不再包分配了，而是甩给了市场，实行“双向选择”，用人单位有了更大的自主权。这种用人机制淘汰、伤害的往往不是庸才、劣才，而是缺乏家庭背景和社会关系的良才。有民谚曰：“一等爸爸无牵挂，二等爸爸打电话，三等爸爸跑上又跑下，四等爸爸坐在家里骂。” 
人才“高消费”的背后，隐藏的是人才的“恶性消费”、“无序消费”。 
我国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人数仅占全国总人口的1.6％，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还差的很远。朱鎔基总理曾郑重指出：当今世界的竞争，从根本上说是人才竞争。 

【博士生败给了“关系学”】郭品正原任职于浙大医学院附属的邵逸夫医院。1998年医院进行人事制度改革，实行“优化组合”，35岁的博士郭品正被“优化”掉了。 
1991年从上海医大毕业，分配到邵逸夫医院的郭品正，两年后考入浙医大攻读博士。1996年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医院工作。在邵逸夫医院工作期间，他与美、日两博士合作的两个课题，达到国内外先进水平，获得过省卫生厅的科技成果奖。美国加州大学通过互联网了解，又到上海面试，于今年4月作出了聘用郭品正的决定。“优化组合”把优秀人才给“优化”掉了，毛病不在“优化组合”本身而在我们这块土地上无处不有、无时不在、无孔不入、无法摆脱的“关系学”上。有两位专家曾对中国的“关系学”发起过进攻。一个说：中国既不是市场经济，也不是计划经济，而是“关系经济”；另一个说：现在既不是阶级斗争为纲，也不是经济建设为纲，而是“关系为纲”。这些话反映了专家们对危害无穷的庸俗关系学的愤怒和无奈。 

  

人才市场 

【“中国制造”谁来升级】劳动和社会保障部目前发布的第二季度供求状况信息表明，在统计的81个城市中求人倍率约为0.74，即约4个求职者竞逐3个岗位。而就在劳动力总量供大于求的同时，劳动力市场出现技术工人需求大于供给的局面，具有中、高级技术职称的技术工人尤其供不应求，受到用人单位的青睐。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对比：我国制造业虽已名列世界第四，但总体规模相当于一些发达国家的五分之一，承接的基本上是国际分工中的劳动密集部分，增殖有限，效率较低…… 
这是一种耐人寻味的现象：同样的配件，国内企业组装的手表却达不到瑞士产品的质量：国内组装的汽车与原装车还是有差距…… 
我国的火箭技术是世界一流的，但20世纪90年代几次发射失败，主要原因不是设计问题，而是制造问题。原来是火箭发动机的焊接点承受不了上天后的高压，是技师研究解决了这个难题，从而保证了卫星成功上天。我国正负电子对撞机的研制成功是世界级尖端技术的突破，其谱仪线圈为世界最大的线圈之一，在许多科研单位无法制作的情况下，也是由工人技师大胆创新，在短时间内将其制作成功的。 
杭州汽轮机厂需要260名数控技工，参加10多场招聘会，月薪提到6000元，还招不到合适人选。目前我国仅数控机床的操作工就短缺60万人。我国高级技工占技工总数的比例只有3.5%，与发达国家40%的比例相差甚远。广州对80家企业的专项调查表明，真正受过正规职业教育和培训的技术工人只有27.7%。 
在上海，高级技工仅占0.9%，中级技工占45%，这很难适应上海经济发展的需要。同样，在我国各类企业中，大批新增劳动力未经任何职业教育和培训就上岗操作，这部分人要占到新增劳动力总数的30%。    
             （《中华工商时报》2002年7月31日  尹鸿祝、李术峰） 

【“北大才子卖肉”与“文凭崇拜”】 
    陆步轩的经历经媒体传开后，北大、才子、卖肉这一个个反差强烈的关键词激动着舆论的每一根神经，“社会人才浪费”的药方立刻被开了出来：国家花这么大的力气去培养大学生，他却在从事知识含量不高的劳动，显然是一种浪费；也有人把矛头指向政府：服务型政府应该做好对人才的服务，创建一个人才发展的平台，促成人才流动让人尽其才。 
　　笔者以为，公众对“北大才子街头卖肉”新闻的这般惊诧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社会根深蒂固的“文凭崇拜”。是不是北大培养出来的毕业生都是“人中之极品”？是不是政府要为北大毕业生找到好工作才算是成功的政府，才算是不失职的政府？这恰恰与时下社会人才使用中企业与个人双向选择的理念相悖，与政府“不再以强制的手段干扰人才使用”的政策相左。 
　　在今天社会大环境下，北大出来的人没有找到好的工作以致“沦落”街头卖肉，反而恰恰说明了社会人才使用制度中双向选择的纯净度越来越高，企业与个人都越来越理性和成熟。 
    企业的理性在于，没有因为陆步轩有一张北大的文凭就“收归门下”，而是根据企业自身发展的要求和陆步轩的个人能力进行了理性的选择，在文凭与实用之中选择了后者；而陆步轩的理性在于，没有因为自己是北大毕业的，就放不下架子，也没有因找不到好的工作就在委屈中愤世嫉俗。他选择了在别人看来“低贱”得与自身身份不符的职业：当街卖肉，以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承担“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责任。敬佩之余，我们更应该尊重他个人的选择。　 
                     ——2003年7月29日《工人日报》  曹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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