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外世界文学《那么远 那么近》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年所谓光明的苏联文学，只是浩荡的苏维埃时期俄国文学长河中的一股虽然喧嚣，但思想与审美分量很轻的小水流。受到现代俄国读者喜爱的那一时期的文学作品当首推布宁、帕斯捷尔那克、肖洛霍夫、索尔仁尼琴、布罗茨基等人的代表作。而那些当年官方百般褒奖的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经典作品则很少有人问津了(第46页)。需要提及的是，一个因为自由创作而非常优秀的作家一旦接受了苏联官方文学的一套创作方法与模式，或曰受了“招安”，他就会变成权势的御用文人，其创作也就枯竭了。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肖洛霍夫。他在二十多岁时就写出了巨著《静静的顿河》，1940年代后不断逢迎官方，甚至在其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演说中还大谈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结果沦为了苏联官方打压自由作家们的一根粗暴的棍子——他攻击过帕斯捷尔那克和索尔仁尼琴，建议苏联官方比苏联法庭还要更加严酷地惩罚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他的两位文学同行。而在那之后，他的文学创作则如同莉季娅·丘可夫斯卡娅所预言的那样“绝无成就”(详见《中华读书报》最新一年2月1日第9版《致〈静静的顿河〉作者米哈伊尔·肖洛霍夫的信》)。

《那么远 那么近》应当唤醒那些苏联文学雾海中的梦迷人了。

俄国文学是俄国文化的中心，许多俄国学者都这样认为。《那么远 那么近》以俄国文学为切入点，为我们展示了苏俄文化，即苏维埃时期俄国人民的社会和政治存在方式。那是1950年代中国人热切向往的存在方式。可那是怎样一种存在方式呢?在这种存在方式中，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第8页)，甚至“议论领导人本版推荐私生活就判处徒刑”(第115页);领袖会亲自指挥暗杀自己的公民(第184页);领袖赋予警察机构以巨大的权力，通过警察“无微不至地”控制着整个国家，还鼓励人们互相告密(第6页)，并在“苏联建立了强大的情报网。在每个单位都设有情报员”(第204页);媒体只知道重复领袖意旨，以至于苏联“民间流传两句话：《真理报》上没真理，《消息报》上没消息”(第119页);民众的物质生活被长期压抑在贫困水平上——几家人同住一套住宅(第83页)，物资供应匮乏，告密成风，道德处于失范的状态(第199页)。看到这样的苏俄社会与政治生活真相，我们不禁要叹息：当年只知道片面地“以俄为师”，而实际上真应该多讲讲“以俄为戒”啊!幸好，后来我们有了自己的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说到底就是摆脱苏俄模式的社会主义。

读着《那么远 那么近》，我不由地想起1990年代蓝英年先生刚刚开始他的俄苏文化随笔创作时的情况。一些俄苏文学研究者对他的写作并不看好，有人甚至称之为“野路子”。但蓝英年先生却乐此不疲，一写就是二十年。他曾说，这些年来他一篇关于俄苏文学的学术论文都没有写。然而，他的俄苏文化随笔却起到了众多俄苏文学研究家们的论文所起不到的作用，诚如章廷桦先生所说，“恰似串在一起的一颗颗璀璨的珍珠，把人们的眼睛照亮”。在我国，俄苏文学和文化早已失去了曾有过的显学地位，但蓝英年先生的俄苏文化随笔却不断引起读者的关注，他的随笔集常常名列人文社科畅销书榜。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几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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