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历史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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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历史散文

我国历史散文的产生比说理性的诸子散文要早得多，它的发展与文字、史官的产生、发展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国文字和史官产生甚早，据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夏代前夕已经产生。当时史官分左史、右史等。一般认为，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各有所司。至春秋末战国之世，史官地位虽不如前，然各国诸侯看重修史，史官四散在诸侯，史籍大兴，出现了“百国春秋”，体例颇有融合。

先秦历史散文的发展，大致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夏到春秋时期，以《尚书》和《春秋》为代表，此期史官分司，言、事不混，如《尚书》记言，《春秋》记事，文字古朴简洁。第二阶段从春秋末到战国初期，代表作是《左传》和《国语》，此时的创作，既记言又记事，言事相融，篇幅加长，内容详赡，记事曲折，写人生动，富于文采。第三阶段是战国中后期，以《战国策》为代表，它采取国别体，吸取《左传》、《国语》的创作技巧并加以发展，使历史散文发展到新的高峰。

先秦历史散文发展的总趋势是，由简到繁，由质而文，由片断的文辞到较详细生动的记言、记事、写人。从现存先秦的几部重要史籍看，主要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由于当时文史哲界限不清，人们的思维还带有文明史初期具象思维的诸多特点，因而其历史散文带有极强的文学特色，大都注意将神话、传说渗入史籍，使历史事件故事化;注重描写与人物特征刻划，使历史人物形象化;对事件进行褒贬评价。使记叙记言声情并茂。

先秦历史散文的体例与艺术，对后世史书、散文、诗歌、小说、戏曲等都有重大影响。

第一节《尚书》、《春秋》

《尚书》意即上古之书，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历史散文总集。先秦称《书》，汉始称《尚书》或《书经》。本是历史文献，后成为儒家的重要经典之一。约在春秋初期结成总集，历春秋、战国而有所增删。据说原有一百篇，秦焚书后，西汉文帝时仅剩伏胜记诵的28篇，计有《虞书》两篇，《夏书》两篇，《商书》五篇，《周书》十九篇，分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因其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定，故称《今文尚书》。汉武帝时，曲阜孔壁中又发现《古文尚书》，此书到西晋末因战乱丢失。东晋初，豫章内史梅赜所献《古文尚书》，经唐宋明清以来学者考证，实为伪书。今传“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58篇，是今文和伪古文的合编本，其中33篇为今古文所共有，余皆梅赜伪造。

《尚书》多为古代官方文告，广泛反映了我国氏族社会末期到西周初期的社会面貌及历史概况，展示了当时政治、哲学、宗教、思想、法律、军事、历法等领域的具体实践与经验教训。尤其《周书》所蕴含的敬天保民、明德慎罚思想，在后世各朝的意识形态领域，一直占有主导地位。

《尚书》风格简朴质直，往往以当时通行之语直抒命令或意见，但因时代久远，汉唐以来，人们颇感其文章艰深，古奥拙朴，晦涩难懂。不过，有些篇章颇有文学色彩。或整齐有韵，如《洪范》所记九条治国大法的第五条的十二句，音韵和协，颇近诗歌。或以比喻说理，生动形象，深刻透辟，如《盘庚》以死亡的“颠木”比喻旧都，以充满生机的新生“由蘖”比喻新都，形象鲜明又含暗喻与对比：因守旧都只能坐以待毙，迁徙新都则可获得新生。有的篇章记叙人的活动、描绘情节与场面，入理传神，如《金縢》写周成王对周公的误会与释误，曲折有味，颇富传奇性质;《顾命》描写周康王即位大典的场面，宏大肃穆，众多的人物，繁缛的礼节，琳琅满目的陈设，写来头绪清晰，井然有序。不少篇章都能围绕一个意思展开，结构完整，有的题目即反映主旨，如《无逸》，就是周公告诫成王不要贪图安逸的训辞。此外，还应注意的是，《尚书》之文，按夏、商、周的顺序，明显可见其结构和文辞的演进之迹。

《春秋》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它记事上起鲁隐公元年(前722)，下至哀公十四年(前481)，以鲁国年号纪年，记事也以鲁国为主，兼及周王室和其他诸侯。所记皆为重大事件，如祭典、盟会、国君嗣立、丧葬、各国间的交往、战争等。其作者大约是鲁国世代相承的史官，孔子曾用它作教材，并有所订改。孟子之后，学者多承其说，认为是孔子所作，实不妥当。

《春秋》的编订，有总结历史经验、为执政者提供借鉴的目的。它强调天下一统、社会稳定、定名分和周天子的正统地位，反对诸侯僭礼越位与兼并战争。它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书，按事件顺序记事，条理清晰，结构完整、系统。它的语言简炼含蓄，准确谨严，选词炼句，十分仔细，一字之中常“寓褒贬，别善恶”，被后世尊为具有“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如“践土之盟”，本是晋文公通知周天子参加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而作者记载此事时却写道：“天王狩于河阳。”一个“狩”字，为尊者讳，强调了天子的身份地位，达到了“正名”目的。

《春秋》对我国古代史学、经学、思想和文学方面都有深远影响。紧承其后，便出现了解释它的“春秋三传”，《左传》主要是补叙其史实的，属古文经，《公羊传》和《谷梁传》主要是阐明其“微言大义”的，属今文经。

第二节《左传》、《国语》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原名《左氏春秋》，汉人也有称《春秋古文》、《左氏传》的。它绝大部分是在《春秋》经文基础上，进一步补叙其历史事件原委的，全书的体例、思想体系也大体与《春秋》一脉相承。其作者和成书年代，汉人认为是春秋末年的左丘明，现在一般认为是战国初年的史官或熟悉春秋历史的人所著，书中掺有后人附益。

《左传》是我国现存第一部记事详赡的编年体断代史。其记事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止于鲁哀公二十七年(前468)。它系统而具体地记载了春秋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风俗等重大事件，较真实地反映了这一时期的社会现实。在选择史料、叙述史实和“君子曰”中表露了作者的进步思想倾向。诸如赞美和歌颂明君贤臣及其辉煌业绩;揭露和批判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残暴荒淫行为、列国间的频繁战争;宣扬民本思想、怀疑天道、鬼神的传统观念等，但也有一些宣扬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唯心史观、维护宗法制度、等级制度的思想，这是其历史局限。

《左传》又是一部文学价值很高的历史散文著作。其文学成就，首先体现在善于叙事上。其叙述复杂历史事件，真实生动，委婉周详，头绪清楚，注意伏线、照应，重点突出。其叙事方法，也多种多样，有正叙、顺叙、倒叙、补叙、插叙、陪叙、明叙、带叙等二十余种，奇正变化，神妙难测。如僖公二十三年，写重耳出亡，以重耳活动为中心，精选能突出中心的事件，正叙、侧叙等交叉运用，将受玦、醉谴、观浴、反璧等生活情节穿插其间，写得详略有致，生动活泼。《左传》叙事最突出的是写战争。作者不重战争场面的具体描写，而总是围绕某一主题，侧重写战争的背景、战前准备、双方兵力部署、力量的对比、将帅士兵的活动、战略战术的运用、胜负的原因等与人谋有关的情节来描写，从而使文章矛盾错综复杂，情节跌宕起伏，张弛有致，环环相扣，结构谨严，层次清楚，而又中心突出。如著名的“崤之战”、“城濮之战”、“邲之战”、“长勺之战”等大抵如此。另外，在战事叙写中，作者还善于穿插细节，以烘托气氛，增添波澜，交代重大契机。如“邲之战”写晋军战败逃亡济河争舟的细节即是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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